。恭亲王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恭亲王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恭亲王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最后,倭仁外出时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以受伤生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恭亲王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而可以用“惨败”一词来形容!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亲王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因为倭仁带头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所谓的“立国之本”;结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同文馆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顽固地坚守着传统,拒绝任何改变。
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未完待续请搜索,小说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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