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议,乃是以问策为主要导向的讨论,稍稍不同于针锋相对的辩论,亦不同于以讲者为主的经筵讲席,而是先由策问之人抛出议题,并主导议题走向,避免参与策议者陷入某些无意义无止境的争论,甚或偏离了主议题。
这赋予了发起策问的主议者超然的决断地位,却也变相要求主议者保持相对中立,能对参与策议的双方乃至多方观点衡平视之,若主议者心中已有定见,那策问就是走走过场,毫无意义可言了。
毫无疑问,主议者要拥有决高的威望和决断力,否则极易被策议者带偏主题,乃至惨遭忽悠。
能入列朝堂的大臣,皆是久居高位的老狐狸,饶是诸多武将,也绝非表面上那般鲁莽冲动的,更有不少武将是故意以莽夫面貌示人,倒不是想以此蒙蔽帝皇,更不至口蜜腹剑,而是某种形式的自我保护。
譬如在朝议中遇着言官提出甚么难以应对的诘问,或是要替皇帝背锅时,就故意莽上去,甚至吹胡子瞪眼的吼几句,皇帝就趁机以殿前无状治罪,甚至让郎卫拖下去,罚个闭门思过甚么的,也就没人有再追问的机会了。
又或是察觉自身权势过大,皇帝已有所猜忌时,不少武将也会故意犯些看着很鲁莽的小小罪过,让皇帝有由头治罪削权,非但能化解皇帝的猜疑,日后更能获得更大的信重。
君臣相处,朝堂应对,皆是需要智慧的。
武将能入列朝堂者,多半是曾领兵征战,夺取战功的将帅,谁不是熟读兵书,擅于韬略,这般人物会是傻的?
谁若真将他们视为无脑莽夫,谁才是天下最大的蠢货!
更遑论尚有不少擅长谋划的“智将”,譬如现任太尉郅都,真若想坑人,那就是彻底往死里坑,且都不带半点眨眼的。
总而言之,满殿群臣没几个是好对付的,若是皇帝脑子不太好使,想明辨是非曲直实在不容易,故也不免偏向自以为的“忠臣”,往往会更倾向采纳他们的谏言。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大道理谁都会说,不因人废言也不难,但若要求帝皇事事“明察秋毫”,那也太过严苛了,神仙都做不到的。
当然,皇帝愈是英明,群臣就愈是不敢忽悠,故说来说去,打铁还需自身硬,想揽瓷器活,就得有那金刚钻,光指望臣民忠君任事,那是不成的。
太子刘沐尚嫌稚嫩,且不说威望甚么的,单说策问技巧和机锋应对,给老狐狸们提鞋都不配,若非御座上端坐着他那英明神武的皇帝老爹,怕不得被群臣忽悠瘸了。
皇帝陛下旁观策议,不发话,不表态,面无表情的不表露出明显的倾向性,群臣反是压力更大。
刘沐无疑也晓得这点,故虽心下难免忐忑,但终究还是有些底气的。
“金融涉及财税,乃大农府职守,此事又乃大农府财部与商部呈禀殿上,大农令以为该如何应对?”
御座之侧,太子殿下沉心静气,缓缓出言询问道。
“回殿下,此事实乃各大钱庄太过冒进所至,中央钱庄为诸府共同监理,集司与计司每岁皆会推估各钱庄所须自备的金银储备比例,并时时发文警醒,奈何各大钱庄急于铺展驻点,且毫无节制的大肆放贷,才导致周转不善,金银储备不足。”
大农令东郭咸阳晓得,这话说出来必会得罪贤王刘非和国舅田胜,然眼瞧着就能承接相位,他肯定是不会为旁人背锅的:“依臣之见,当敦促各大钱庄量力而为,限缩放贷之赀,且不再大肆展铺,如此则无须国库出赀纾困,至多三年,待得回收足够利钱,便可轻易化解此等困局。”
刘沐微是颌首:“嗯……事缓则圆,倒是有些道理。”
对于各钱庄所获利差,他也是知晓的,正如东郭咸阳所言,即便维持现有的放贷之赀不缩减,有个三两年光景,回收近愈两成的利钱,也就足以应对了。
然身为主议者,自不能偏听一人之言。
他将视线转向左席上首,复又问询道:“少府钱庄的金银储备余量应是充足无虞的,旁的民间钱庄规模也不大,现下阖待纾困者,无非帝国钱庄和百业钱庄,不知贤王和国舅对大农令所言有甚异议?”
朝堂之上,尊卑无关长幼辈分,身为太子的刘沐,自不会随意称刘非为皇伯,更不可能唤田胜为舅祖父。
国舅田胜脊背冒汗,若非不敢先于刘非表态,他早就出列请罪了,只要不遭究责,甚么裁罚他都接受,钱财乃身外之物,日后再赚就是了。
贤王刘非却是扬眉,缓声道:“回殿下,现今我帝国钱庄的分铺早已遍布各郡县,本就无须再急于铺展,新设的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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