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次采访之外,还有一次《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令我感慨满怀受益良多。
那一次,邱书记额上的皱纹又多了几道,白发又添了几丝……
采访中,邱海波教授问了记者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有采访过去世患者的家人么?
好在记者事先有所准备,所以才得以让采访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得到了继续。
原因是,记者是个有心人,虽然说得三言两语极为简单,然而还是展现了他严谨全面的采访态度。
听完记者的讲述,邱教授突然靠着椅背,右手攥了起来,努力克制着自己情绪。片刻之后,邱教授打开了话匣子,温和地回归与总结起了这段五味杂陈的时光。
在一月份的武汉,疫情之初,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力感,即使你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点名指派武汉医疗救治专家——这是医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所能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
邱教授聊起过往,颇有些壮士断腕的意蕴,颇有一番邻家叔伯的亲和,丝毫没有一个国医风范医学大家的架子和排场,着实令记者感到喜出望外。
我1月中旬来武汉,刚来的时候,“新冠”对我来讲是新的疾病?
不知道它的特征,需要跟前期当地的医生去聊,病人怎么生病的?
需要跟清醒的病人去聊,他有什么不适?
对于最重的病人,要看看他现在有哪些器官不好,到底是因为肺,还是别的器官也有问题?
当时认为,主要以肺为主,看看该怎么做治疗。
那天我是早晨到武汉的,下午就去了金银潭病房。
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觉得病人病情较重,第二病人很多,第三是大家好像都有点摸不清头脑,到底应该怎么治不太清楚。刚开始我们遇到很多困难。
一个是没有插管的设备,即使有了,插完管以后,病人到ICU又没有床位。
要上呼吸机,一开始呼吸机也不够,医疗资源不到位。
当医生看到不少同事感染了,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即使有呼吸机,墙上氧气也接不上氧气接口,氧气压力也不够。
我们都自己动手搬过钢瓶,我不能让病人憋死了。
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搬,护士搬不动。
有什么脏活累活,我们医生先干。
我会跟护士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多大风险,你需要注意什么。
要让护士会觉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医生团队在支撑我们。
同时我们也尽快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央指导组,必须赶紧解决氧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