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企业已经是完全守势,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和里根改革的影响,美元又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升值,一度逼近一美元换300日元,美国经济更加不堪重负。
这时候美国觉得太吃亏了,就召集这些主要国家商量:我为了护着你们几个在跟苏联死磕,你们经济上这么弄我不厚道。为了资本主义阵营,也为了你们自己,得让汇率正常一点别让我国内经济和就业上这么难受。于是有了各国让自己的币值回归正常的广场协议。
有道理,但不绝对。
“不可否认,要清楚霓虹一直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既然政治上依附于美洲鹰,那么美洲鹰大哥的话还是要听,所以不能完全用理性思维来考虑。”华国庆话锋一转道,“当然当时霓虹人主动提出来的,后来五国财长会议达成一致,大家谁也不是傻子,相反还很精明,只是各取所需罢了。从金融市场来看,德国马克汇率也快速上调了。
实际情况是,当时汇率的确失衡了,而且大家也意识到了,想采取方法;而且汇率调高点对霓虹不是没有好处的。”
华珺瑶慢悠悠地说道,“汇率最重要的是平衡,平衡是根本,升值贬值都只是表象,而在维持平衡的基础上,无论升值还是贬值对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身处风暴中心,仔细看着,你会获益良多的。”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现在,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而在协议之后大量的热钱涌入霓虹市场,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这才造成了“失落的十年”。
“嗯嗯!”华国庆频频点头道,“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