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由于战乱,玄奘与兄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在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两法师处学习。次年,玄奘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又跟道基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接着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5] 玄奘居蜀四五年间,师从多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学业大进,渐为人钦慕。在玄奘随其兄入汉川期间,北至益州,适逢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而到了隋末唐初时期,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成实经》、《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奖思考解决的问题。遂经常向同门说出,想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看到这里,李建成的眉头一邹:‘这个陈玄奘,竟然对佛学宗教如此痴迷。’李建成对于佛教有一些偏见是有原因的——一方面,经过隋朝皇帝杨广的滥用民力以及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中原人口大量削减,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李建成对于所有宗教除了道教之外,心里都有些排斥。这是因为,李渊崇尚道教,自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并且当初岐晖道长带领八十道士参加了李渊的唐军,为李渊攻克长安立下大功,还有就是,现在的道教是可以婚嫁的,至于道士的子孙想不想做道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而佛教就不一样,其禁止婚嫁,并且再就是,当初李世民兵讨洛阳王世充的时候,多次利用少林僧兵,至今,洛阳少林寺还流传着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这些东西使得李建成对于佛教没有半分好感。在朝堂上,李建成曾经多次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如果不是因为郑婉珍和杨艳信奉佛教,而且少林寺僧兵众多,李建成早就将很多寺院抹平了。
“哼!陈玄奘,你是朕所看重的人才,既然朕又一次遇到了你,那么你就必须在朕的手中,朕就不相信,你能逃出朕的手掌心。”李建成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的拳头紧握住。身边侍候李建成的明宇公公和狄仁杰都感到了一丝凉气。
附历史小故事:十三棍僧救唐王的真实历史: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进行他建立伟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统一战争。二月份的时候,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轘州”,原称柏谷坞,是隋文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在寺西北五十里处,因其地势险要,属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将之据为己有,作为军事要塞,让侄子王仁则据守,自己拥兵与之不远的洛阳,互相呼应支援,以抗拒唐军。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将之送给了唐军;三日后,李世民派官员至寺颁赏——赐地(即柏谷坞)四十顷,水碾一具。 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真相。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画角悲鸣,没有血流漂橹,没有美女爱情,平淡如水,简单无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少林寺的和尚也不是像电影《少林寺》中那样忠肝义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少林和尚只是看到了李唐的得势,为了在李世民面前卖好而已,以保全自己的寺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