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用没用,反正先买了再说,有空的时候再看。这个习惯在穿越之前,黄海就有,家里买了许多实体书,可是基本都没有看,到了明代也改不了。
伙计见黄海打包了十来本书了,也不敢上来招呼,远远站在一旁,生怕被反贼掳去造反。
“你们这里有没有《西法神机》这本书,《火攻契要》也帮我找找看。”黄海见书架上的书实在太多,找了一个角落之后,不想再一本一本的找下去,于是指着伙计开口喊道。
“贵客上门啊,真是令敝店蓬荜生辉,黄将军能够有幸到我们店里来买书,真是荣幸,本店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担待一二,黄将军看上那些书,只管列个单子,到时一定叫人送来。”声音是从柜台后面传来的,却是店里的掌柜赶了过来。一身长衫做士人打扮,头上还有一个书生帽,一见面就作了一个揖。先是跟黄海一行人赔礼,然后对站在一旁的伙计骂道。
“你们还在哪里傻站着作甚,贵客来了都不知道去招待,养你们何用。”
伙计们才如梦初醒,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反贼,刚才自己如此懈怠,只怕要被记恨上了。赶紧换上笑脸,拿起一卷书递了过来,口中说道:“将军大人,这有一本《兵录》亦是兵家书籍,据说写书的作者也是本朝的将军,将军大人先看着,小的马上把《西法神机》和《火攻契要》给将军你找来。”
《兵录》的作者是何汝宾,书共有十四卷,有论将、选士、编伍、教练、拳法、棍法、阵法、器械、军行、安营、守御、功战、水攻、火攻、医药、天时、地利等军事方面的论著。
甚至还有各类火炮的图画,黄海只见一副插图画的是火炮,火炮的形状,撞药杖、装药锹、转弹杖、洗统帚都一一列在一页。还写道“天五兵以火器为长技,又以火炮为先锋,益摧坚陷阵莫利于此也,西洋神器其铸造物料,价厚精工,凡大小不一,制式各别,大约有三种。”
还有一副图唤作“神器仰放六分式”,一门火炮架在斜坡上,大致成45度角,炮口还有一个规尺,坠子正好指在规尺弧形的中间。
何汝宾后世到时不怎么出名,黄海只听过孙元化的《西法神机》,对这个明朝的将领写的兵书有点兴趣,于是向伙计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何汝宾是苏州人,还在山东济宁做过游击将军,后来当过舟山参将,宁绍副总兵,对兵法很有兴趣,自己也做过研究,加上大量在军中的实践,倒是对明代的各类军事和武器都很是了解。
黄海看《兵录》微微看了一阵,就叫伙计打包了,因为被称为大明火炮第一书的《西法神机》到了,还有刚刚刻印没有多久的《火攻契要》。《西法神机》是孙元化写的,孙元化就比何汝宾有名的多,字初阳,号火东,上海川沙县人,孙承宗在蓟辽督师时,被推荐为兵部司务,在辽东筑台制炮,有丰富铸炮实践经验,后来作为登莱巡抚,孔有德攻占了登州,,最后因为陷于贼手,被崇祯砍了脑袋。
《西法神机》是根据孙元化的遗稿编著,成书于1632年,全书大概两万多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七节,下卷五节,还配有三十多副图说。不但有各种铸炮制作流程,还有各种尺寸细节,最重要的还有各种火炮瞄准之法,图上都按照圆周率和勾股图,划分了角度。
中国虽然早在十三世纪中叶就发明了火炮,但几乎所有明代之前的兵学中,都没提到火炮的瞄准技术。可以说是全凭经验来发射火炮。而此时的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自然哲学家则一直想用数学公式,来描述炮弹的运动。西方科学家将数学知识化约成简明实用的仪器,并籍此提升机械操作的精密度。于是就诞生了现代弹道学和炮术。
随着十七世纪中叶大航海时代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看到了西方兵学的过人之处,乃大量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这样一来西方的弹道学也就传到了中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写出了《西法神机》。《西法神机》当中有相当部分是讲述当时火炮瞄准技术。
但很可惜的是,明末的战局和世局非常的混乱和窘迫,西方的火炮技术传到中国,当时的翻译的主事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消化所有的丛书,这个时期翻译的欧洲火炮书籍,往往直接采用原书上的数据,并没有依照中国用的度量单位加以换算。且翻译西方的单位时还抄袭中国原有的名词,再加上那个时期的欧洲各国也都还没统一计量标准。于是造成了单位上很大的混淆。
明代一步为五尺约合一点五米,而圆周定义为365.25度。这种度量直接照搬,跟西方原书上所说的度量相差可远了。还有将填装弹药时,将“磅”直接翻译成“斤”。而此时明朝所用的“斤”≈597克还不到一公斤。如果按照《西法神机》上面照搬的翻译,士兵万一装多了火药还有炸膛的危险!
不过不管怎样,从《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都是明代对铳炮弹道学的最先进的知识,对火炮瞄准有着极大的帮助。可惜明代尚未彻底整合东西方的火器火炮技术战法就灭亡了。满清由于是极少数的满人统治中原,为了维护统治不敢发展火器技术,美其名曰骑射无敌。不但不发展火器火炮,甚至焚禁各类火器书籍,于是明末各类接受西方科学的思想和技术的努力,在满清占据中原之后全部付诸东流了,明代开明士人的努力也被全部浪费掉了,最后换来的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大的耻辱。
《几何原本》1607年徐光启就翻译了该书前六卷,并且留下了《几何原本》的名字,而后九卷却要等到1857年的李善兰来翻译。一本数学著作,可以耽误二百多年,但是一个民族又怎么能够耽误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