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东林党人这时候仍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督师不力”的周延儒身上,对东南沿海一个偏远小县的事情,并无多大兴趣。所以很快内阁便出了票拟,同意在南安县设立市舶所。朱由检立即批红生效,心中自是大喜:这可是个重要的“判例”,以后也可以成为“旧制”了。
得到朝廷的批准以后,南安市舶所立即开始运作了。办公地点很简陋,就是在南安最大的河流晋江入海口处搭了个简易棚子,因为很多商船都是从晋江中启航。
不过,别看办公地点简陋,市舶所的权力却不小。此前虽有三大市舶司,但朝廷对每个市舶司的运作并未做统一规定,各市舶司都是各行其是。这就给了南安市舶所足够的空间,朱由检把这里做为试点,推出了与其他市舶司并不相同的政策。
市舶所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凡是南安县境内百姓,欲出海打渔或是贸易者,必须以船只为单位,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有注册过、有市舶所颁发牌照的船只,才允许出海,否则一律不准出海,抓到了就以走私论处,船即没收,人即收监定罪。至于南安县境外的船只,也可以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只要来了南安县,与南安本县的船只待遇相同。
依规注册的船只,则分为渔船和商船两种,颁发不同的牌照。渔船禁止从事贸易,但相应地,收取的税银也很少,每月仅象征性地收取一两银子。只要渔民够勤快,天天出海打渔,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
至于商船,则根据船只的载货量分为两档。二百料以上的船只,每船收取税银一百五十两,或所载货物三十取一,从其较少者为征。二百料以下船只,每船收取税银一百两,或所载货物四十取一,从其较少者为征。不论出口进口,税率标准统一。
这个税率标准,是朱由检和熊汝霖经过反复探讨后暂定的。在朱由检看来,这个税率实在不高。不但比三大市舶司的税率低很多,即使是和现代社会比,各国关税的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这一标准。而且不论何种货物,一律按一个税率计征,也过于简陋了点。
但熊汝霖认为,民间走私成风,根本没有交税的习惯。如果税率上来就定得很高,则不利于促使百姓依规通过市舶所进行贸易。如果把税率先定低点,给贸易者增加的成本小一点,市舶所就容易被接受。待大部分对外贸易都纳入市舶所管理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税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包括各类货物的税率细则,那时再慢慢制定也不迟。另外,市舶所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熟悉工作的过程,单一税率有助于他们尽快上手。
反过来说,如果市舶所定了这么低的税率,你还去走私的话,那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就别怪朝廷不客气了。
朱由检认真考虑了熊汝霖的建议,觉得熊汝霖的思路非常好,那就是让守法的收益尽可能大,违法的成本尽可能高,这样就能培养人人守法的良好风气。看来不光是对外贸易法规,以后对《大明律》的修订,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市舶所开始办公以后,南安县的渔船注册,倒还比较顺利。因为市舶所不是只向渔民收钱,还提供一系列服务。别的不说,单是昼夜巡逻防备海盗这一条,每月一两银子就很值了。熊汝霖还许诺,将尽快在晋江南安外海的狐狸尾岛上修建一座灯塔,为往来船只指引方向。有了灯塔,航行就安全多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渔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蛋民。蛋民属于“贱籍”,不在四民之列,一直受尽歧视。在福建方言中,把蛋民成为“曲蹄”,这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讽刺蛋民整日在船上光着脚。
不仅是这种语言上的侮辱,蛋民没有土地,没有房屋,不许读书识字,不得与陆上百姓通婚,只能以船为家,而且受到极重的盘剥。
此前张煌言和郑森在出使南洋的途中,曾经在广东海澄县招募了一些蛋民并脱籍入军,还鼓励蛋民多出海捕鱼,加工腌鱼肉,增加一项生计。不过,那还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措施。
这次熊汝霖依照朱由检的嘱咐,在设立市舶所的同时,也在探索让蛋民重获新生、融入社会的方法。南安外海有不少无人海岛,熊汝霖因地制宜,宣布只要蛋民的渔船在市舶所注册登记,对他征税的标准便与其他渔民完全相同,任何人不得再行盘剥;更允许他一家在海岛上划一片地,兴建房屋,把家安在那里。
这个政策对蛋民可是太有吸引力了,谁愿意过居无定所的生活呢?过去蛋民见了官府的人,第一反应便是逃跑;这次却反了过来,南安县几乎所有蛋民都来登记,两三天的时间就注册了一百多艘渔船。
其实对熊汝霖来说,此举是一举两得。既把为数不少的蛋民纳入了市舶所的管理,也相当于不费一兵一卒就驻守了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要知道这些无人海岛,本来是走私船和海盗的天然驻足之所。现在蛋民既然以这些小岛为家了,自会努力经营。走私船和海盗再去骚扰,这些蛋民也不会同意。
当然,这项政策还只是第一步,让蛋民融入社会乃至脱去贱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过,至少蛋民的收入可以先多起来,钱多了,受的歧视自然就少了。商人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么?
与渔船注册的热火朝天相比,商船注册却遭遇冷场。市舶司设立五天了,居然一艘注册的商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