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节中法(2)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岑毓英、张之洞和刘铭传都颇为焦急,因为岑毓英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能躲就躲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他争得坐稳云贵总督的宝座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这层看法由刘铭传和张之洞透lu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他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自己身子也不好,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还未及四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皇帝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岑毓英的去处,是件大事,皇帝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之洞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岑毓英回昆明,料理越南之事总不是常态,朕想,还是让他到两广去,不过,瑞麟呢?”皇帝问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皇帝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瑞麟身子硬朗。”恭王慢吞吞答道:“也不必给他找什么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至于用在哪里,全凭皇上圣断。”
“话是不错。”皇帝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他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皇帝大感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岑毓英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翁曾源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上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皇帝确实不知道,“不会是下面那些人的浮夸之词吧?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文祥和许乃钊也是赞成岑毓英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们看得出来,皇帝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两广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对法交涉,都少不得有皇上信重的大臣坐镇才是。”
“既如此说,让岑毓英先到广州,接了总督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文祥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岑毓英上任。如能化干戈为欲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他这样一个老成持重之人全盘料理才是。”
皇帝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之洞,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皇帝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之洞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欲帛的宗旨,与其人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之洞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门g降旨,派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皇帝想,肃顺近来也经常在自己面前说张之洞的好话,他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皇帝自然照准。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恺自尔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北京与奕等人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
同时奕接到驻法公使翁曾源发来的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南洋海军虽然由李鸿章在筹建,但缓不济急,绝对不是法国海军的对手,北洋海军倒是有一战之力,却恐有鞭长莫及之虞,所以他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驻英国公使荣禄也有电报打回来,主强硬对付,在电报中报告说,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对法国交涉,在中国自然是靠总署衙门,在法国,则要靠翁曾源,他是驻法公使,但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这主要是他的身子有病——翁曾源有羊癫疯,不发病的时候自然无事,一旦发起病来,浑身颤抖,很是吓人。到法国履新不久,就闹出了一场风bo,事后给法国人嘲笑一番,说是中国乏人矣,居然派一个羊癫疯病人来这里做公使?这也让他对法国的印象大坏。正好,咸丰十九年的年底,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以养病为由,不肯再回巴黎。
朝廷自然不能容许他这样胡闹,翁曾源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他: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队,亦是同样办理。翁曾源大为愤懑,几乎当场发病。同时观察法**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朝廷,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岑毓英以严峻的态度,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奕不敢隐瞒,实情转达天子。皇帝对翁曾源很看重,因为他是翁心存的嫡长孙,看在乃祖的面子上,对他也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岑毓英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李鸿章进京了,在圆明园宫门口请过圣安之后,回管驿休息,第二天一早递牌子请见。皇帝将其传到山高水长,在偏殿见他。他这一次进京,是为了福建造船厂及报请成立的招商局事物而来的。
李鸿章真不愧是有料的,上任不足半年,马尾造船厂已经初具规模——这和他当年的经历有关。
咸丰十二年起,他历任安庆知府、安徽藩司、臬司,巡抚,六七年的时间,以他的手腕,安徽民情、吏治,从上到下给他调理的一团恰然,这一次南下任职,临行之前,把安庆造船厂的几乎九成专业骨干,全部抽调出来,带往福建,给朝廷的奏折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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