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说:“不论是君王,还是地方司牧,用人至关重要。咱们接下来比较一下夏、商、周时代的君王和两汉时代的君王在用人方面的差异,相信你会从中有所裨益。
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为人谦虚谨慎,处事端正严肃。
选好统领百官的宰相之后,对社会上的各种言论、朝庭上发生的诉讼案件以及种种繁杂事务,不过是大体了解和掌握而已,并不敢做到事必躬亲。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唯恐这等等杂务扰乱自己纯一的本性和天赋的才智。
朝廷里,一定选好贤明的宰相。宰相是百官的首脑,是百官的旗帜。
只要有一个好的宰相,就能调教出一批好的官员,带出一个清廉有力的政治群体。所谓宰相得人则百官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宰相领导各种职能部门,引荐和罢黜下级官吏,使他们各得其所。某人处某事,某人任某职,委任者不敢掉以轻心,谋事者不敢玩忽职守,各各恪尽职守。
惟其如此,道德建设和政务推进才能并行不悖。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义理已非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法度亦非履行职守的重要标尺,道德荒废,江河日下。
我看以汉文帝的贤明,似乎完全可以超越夏、商、周三代贤君的政治,但他还是要了解全国案件判决情况和钱财粮食的数量,先是问之于太尉周勃,接着又问之于丞相陈平。
从这一点上来看,文帝固然不是一个喜欢仅仅把握治国大政方针的君主。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似乎也可以超越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政治。
然而他对丞相田分竟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一些官吏。’
说这话,是为了什么呢?
从这一点上看,汉武帝也是不仅仅喜欢把握治国大政方针的君主。
治国的大政方针不清楚,应该做的不急于去做;
一些治国的根本大计,以及关系到国家兴衰治乱的重大问题,没有时间去探究。
而天下的一些繁杂事务本属于各级官吏和各职能部门职责的,却要兜揽在君主一个人身上,这是主次不分根节不明啊!
是以汉代的政治迥异于上古时代的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以为,人君凭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如果说整天忙于事务堆中,那么天下真理之所在就难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天下的真理而流于杂务,那么下属司牧就必然处于无所适从或得过且过的状态。
一般来说,天下的情理,当权者若有失实,则奉事者难免就会出现失误;开创的事业若不适当,那么追随者势必会轻率从事。
君主治理国家喜欢面面俱到,必然会导致这种结局。
若论天下政务,首重当推军事吏治,其次则为刑罚钱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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