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头上司甘延寿的同意。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
“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发出征召令。
一听说要讨伐郅支,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那个被郅支单于多次攻击的乌孙。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向西出发。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
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
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