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这一番油滑的说辞可谓是使得张浩之恨得牙齿直痒痒,此子……不按套路出牌,完全就是耍流氓!
张浩之忍不住拂了拂衣袖,最后终于是道,“如此本官自然是无话可说,某这里宣帅已有方略示下!”
杨凌听罢,也是半鞠而下,周遭将士更是半跪于地,见到此处,张浩之这才恢复一丝从容之色,“杨凌所部赖有功于社稷,易州大功闻道三军,无不振奋士气,鼓舞人心,应谨守易州,待我大军赶至,运转于此,为官家收复幽云……”
……
张浩之前来,杨凌对其派头只是视若不见,一应用度,都是周全到了极致,张浩之也挑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这就是在这个时节而已,张浩之也不敢对杨凌轻易发难,即便是杨凌此时此刻已经是明显的占到了老种相公一边,逗留两日之后,张浩之也只得灰溜溜的回返雄州去了。
老种相公虽然是被童贯所压制,可是其北伐大军都统制官衔依旧是活生生的摆在这里,运转调动,即便有所局限,起码径源军一部是指挥得动的,至于小种,或者是姚古等部西军将士,虽然心中都是想▲,着老种,可是行事之下难免绕不开童贯,双方又不愿意直接撕破脸皮,到了那一步这样可就是不死不休了。
大宋立国以来,虽然朝堂士大夫之辈也有政见不同,党派之争,但是说到底,真正做到绝处的还是很少,一般都是将对方斗到贬官,降级便作罢,苏东坡够惨了吧,可是终其一生,最多也不过是被降海南为官,大小也是个官,不会有性命之虞。
北宋政争一般都是不甚严重,不过就是御史言官弹劾官员,一时间也算得上政治清明,党争变得激烈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变法在整个大的历史潮流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正确之举,变法所实施的条例,对老百姓是极有好处的,从苏轼苏东坡此人前后的变化便可以管中窥豹,苏东坡本来最初是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作为反对变法的刺头,王安石当时身为宰相,是一定要打压的,所以苏东坡被寻了由头,贬到地方,可是到了地方之上,苏东坡渐渐的了解到了民生疾苦,也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可取性,所以又提倡起王安石变法。
可是正在苏东坡转变思想之后,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苏东坡又被贬官,他便开始了一生的起起伏伏,三起三落……
到了宋徽宗当朝,蔡京为相,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
本来王安石变法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反对者也不过是政见不同,谈不上真正的谁对谁错,可是变法就这样被利用,成为了党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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