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四章 商业集团（三）

新式银行（即西北垦殖银行、台湾银行）之外，民间私人经营的各种名目的诸如钱庄、票号、钱铺、银炉房、公估局、典当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大家一致认为其总的营业额是超过政府开办的新式银行的。

    在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中，宁波本地商人开办的固然强势无比，但外来商人（主要是清国商人）开办的却也不容小觑。以徽州帮商人开办的信义钱庄为例，徽州乃至皖南地区的茶叶从采摘、加工，然后运输到宁波销售，信义钱庄全程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服务，这大大刺激了徽州地区茶叶生产，每年出口宁波的数量都在稳定增加，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这些徽州帮商人的金融服务已经慢慢渗透到宁绍地区了，尤其是在新占领不太久的余姚、上虞、嵊县，徽州帮商人重点经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林员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余姚县城开当铺的，在鄞县、定海、奉化、慈溪等原宁波府辖区内，他们与宁波本地商人竞争时劣势太大，还不如另辟蹊径，先在上虞、余姚、嵊县等地打开局面，然后再想办法在宁波等地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金融之于现代工商业，就像血库一样，意义非同寻常。余姚的丝绸纺织、茶叶产销等行当，十之八九仰赖钱庄、银行，可谓是关键中的关键。林员外，我听说过你，你们一家子都已经入籍东岸了，对吧？这很好，以后安生在宁绍发展吧，如果老家还有什么亲戚朋友的话，都可以叫来嘛。”杨王志远笑嘻嘻地说道。

    他知道林员外是信义钱庄的股东之一，而这家钱庄在徽州地区就很有名，“设小钱庄于各地，皖南官款，多半经其手”。这样的人，若是能够拉过来的话，那么绝对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就像之前已经入籍东岸的一些清国商人一样。

    当然有愿意入籍东岸的清国商人，自然也有不愿意的。有些人在宁波经营数年之后，依然还保留着原本的身份，并且还如饥似渴地搜集东岸的各类知识、书籍，想方设法传回老家。这些人，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作用，具有进步的属性，给有些暮气沉沉的清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流。

    这些来自外界的新事物，尤被那些新崛起的汉族文武官员所重视，因为他们特别想知道为何屡屡败于东岸之手。满清朝廷对此虽然有些不满，但在四处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越来越倚重汉族官员，故对这些新思想也不好明令禁绝，只能有选择地接收了。即利于其统治或增强国力的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鼓吹共和思想、新政治体制的自然一概禁绝，当然有关满清黑历史的东西就更不能放进来了。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尤其是在与东岸议和，双方全面开放贸易和边界之后——清国与几十年前已然大不一样！其变化幅度虽然不如顺国那么激烈，但也颇为可观。与他们相比，如今中国大陆上最落后、最腐朽的势力，反倒是南明朝廷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杨王处长说得是。前次小老儿已经书信家中，令子侄辈十余人前来余姚。这些多是从事典当、笔墨和茶叶行业多年的老手，经验丰富，必将能为宁波的工商业添砖加瓦。”林员外笑呵呵地回答道：“大东岸为咱们商人创造了自古以来未有的良好经商环境，大家都是十分珍惜的，也都想来宁绍发展，都不用杨王处长催的，自己就跑来了，呵呵。”

    杨王林听后点了点头，笑而不语。他当然知道林员外这话多有不实，徽州帮商人入籍东岸的固然不少，但不愿入籍的却也不是少数，他曾经就听说过某位“心怀桑梓”，回老家上书满清朝廷，请求开设银元局、铜元局，用机器铸币，革新币制，并且为朝廷所采纳了。盖因此时的清国境内，因为种种原因，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极其混乱，其中既有东岸的银元、铜币，也有本来的银两（但大小不一，全靠称重，成色也很复杂），民间私铸的钱币及外洋贸易而来的欧陆诸国银币更是所在多有，极大地影响了商业发展，“民甚苦之”。

    因此，在看到东岸人机器铸造的外形精美、成色统一的货币后，这位商人建议从东岸人那里采买水力冲压造币机，疏浚市场币制：初步计划是铸造大银元（重七钱二分）、两开银元（重三钱六分）、五开银元（重一钱四分四厘）、十开银元（重七分二厘），以此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银币。此外，铜元局还将用机器铸造当十铜元、当二铜钱，用来畅通全国，甚至还打算联合诸多钱庄、票号（尤其山西那一票实力雄厚的）发行以一千文铜钱为单位的制钱票，以方便日常使用，促进商业发展。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举措都是能极大提高清政府财政收入的，这不光是铸币税的收入，同时还有币制统一后全国工商业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且后者的红利几倍于前者。这些商人集团选择了家乡，选择同满清政府合作，说起来还是令杨王林挺不爽的，不过却也没太介意。东岸人讲究来去随便，自由贸易，自然不会摘了自家的牌子。

    但不管怎样，宁波的商人集团开始越来越深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满清的商人集团在见识到海外的诸多新事物后，也开始间接地通过汉族官员上书朝廷影响国家政策。而随着外来新思想的不断吹风洗礼，商人集团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汉族官员话语权的加大，这种影响肯定会越来越深，至于最后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那就要看后面的走向了，这是谁都无法说得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