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温州、台州、金华乃至琼、高、雷,无不通行,以至利权外洋,漏卮无底。外洋银钱行销日多一日,即中国纹银之漏卮日甚一日。长此以往,怕是国将不国啊。”1694年6月1日,大明台州府临海县外的一处码头边,几个身穿长衫的读书人正在高谈阔论。
大明帝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破落户了,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太多的改革,读书人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依然可以议论朝政,依然可以偷税漏税。唯一改变的,大概就是无法再鄙视武人了,这让他们十分憋屈。没办法,乱世就是如此,你得适应。
不过,武人地位增高给他们带来的憋屈感总得有个发泄口。这不,比大明武人形象还要差劲的东国人就成了最好的对象。而东岸人的“罪证”也都是现成的:不敬名教、阶级平等(至少远东诸藩名义上是平等了,实际操作不论)、风气堕落、利欲熏心、穷兵黩武,几乎每一条都让大明传统士绅们很不爽,特别是读书人的特权消失殆尽这一点最让他们痛恨。
于是乎,即便是在南明这么一个极度仰赖东岸才能生存下去的政权内,也有大量抨击东岸的人存在,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体制中人,官位还相当不低,让人诧异。不过东岸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宽容,对于部分明国体制中人的牢骚他们只当不知道,根本不想管。只要你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没变,仍然紧跟着东岸的指挥棒在走,那么就一切都没问题,随你骂,只要不是闹得太过分,他们才懒得派人过来抓捕所谓的“反东分子”呢——很多反东分子嘴上骂得欢,但身体一般来说都很诚实,与东岸之间的生意做得飞起。
今天在码头边议论东岸的几位士子都没什么功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喷。只要你喷得准了,喷得到位了,引起别人共鸣了,那就是一个快速扬名的好机会。
“何止!”另外一位士子接口道:“我听在海门(原海门卫,现已改县)为官的二叔说,他刚刚到县时,县库存款不及五百两,余者一万两皆存于东国票号台湾银行,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我大明各个都是贪渎之辈,以至于需要外国票号来替我们保存银钱了么?”
话说这位士子说得倒也没错。其实不单单是大明,中国自古以来地方府库就一直面临着很严峻的监守自盗的问题。尤其是管理府库的多是地方胥吏,此辈父子相继,世代为吏者甚多,“家学渊源”,很容易与流官的幕客师爷勾结在一起侵吞公款。只要闹得不太过分,账面上没有太大的亏空的话,朝廷其实是没什么办法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温台的鲁王政权继承的是旧体制,当然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东岸人在派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顾问团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后,确立了现代会计及审计制度,并将公款全数存入银行,由第三方监管的原则。这虽然不能杜绝贪污公款的行为,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遏制,让一众贪官污吏们是恨得牙痒痒。
他们心里不爽,自然就鼓动士绅读书人们攻击这种财务制度,认为将关系国家命脉的钱款交于外人掌控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来一旦有变,东国人只要冻结了存于其银行的钱款,那么温台各县一下子就会陷入没米下锅的危险状态,届时官府停摆,军队欠饷,采购无钱,真真是要急死人的。
不过他们的这些攻击也只能停留在嘴炮上了。东岸人要求明国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存款也是必须的,甚至就连海关都得聘请东岸顾问进行业务指导。些许读书人的牢骚,还动摇不了大局,他们的牢骚,也就只是牢骚罢了。
东岸人在财政制度上另一项让明国精英士绅阶层不满的,就是改变了中原王朝传统的“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他们要求明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大财政开支,大力投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商品物流费用,促进市场繁荣。为此,他们还请了一些被其控制的读书人“水军”,让他们帮忙宣传。而这些水军里面确实也有不少非常给力的,他们总结出的一些理论,如“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本欲埠财必先费财”、“备荒必先费资于平时积谷,防水必先费财于事前筑堤”、“预筹于平时,则一钱得万钱之益,赶办于临时,则万金无一金之效”等等。
应该说,这些宣传鼓动口号虽然招致了反对者们的极大抨击,但也在客观上刷新了明国官员的理财观念。尤其是东岸人还从传统经典《老子》、《管子》中找出论据,“将欲夺之,必姑予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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