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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为资产的悲哀（第5页）

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

它是至关重要的声明。

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

今年５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

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

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

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

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

从这个角度重新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

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机会。

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３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

和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

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

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

特别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

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

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

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

座谈会的大致情况。

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了活性化。

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

，也就是还有不少。

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想起中国人的危机一词是把危险与机会两项包括在一起的语言，从这里开始，主要是莫兰为主的长篇谈话。

莫兰说明的是，构成法国政府拥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国人对苏联的看法。

假如法国国土遭到苏俄坦克的蹂躏——他说，日本是周围环海的国家，与法国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

我叙说了电影脚本美苏之间开始了核战争，这时候在成为国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参加了战争——时，法国进行报复，用它拥有的核弹可以毁灭苏俄两三个城市。

但如果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毁灭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城市，所以，全体民众对核武器的信赖是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

莫兰说这些话时怀着深沉的忧郁和面带苦笑。

国际笔会上，阿兰-罗布-格利叶说，现代是核状况下时代的同时，也是超级市场和可口可乐的时代，对于他的这种发言，报刊屡有报道。

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日本的法国文学家，为什么只谈原子弹给广岛、长崎造成的悲惨而不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悲惨，得到的答复是很有同感。

如果罗布-格利叶向我提出与此相同的问题，我想用下面的话回答他。

现在我和他在电视上的谈话，可以略见端倪。

说日本人只谈广岛、长崎被炸，忘了东京大空袭，这不符合事实。

有不少人发动把东京大空袭具体地记录下来的运动。

而且他们都是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和东京大空袭联系起来并给予足够注意的人，对于核时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确地表示意志的人。

他们认为，核状况是指从异常庞大的常规武器发展出生物化学武器、人造卫星、集工艺技术文明之大成而达到顶点的核武器为主，反对它，而发出号召，要把从广岛、长崎到东京大空袭，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袭惨祸的历史，特别是联系个人的悲惨经历，把如此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