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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 潘泽康系列 二 书友佳文（第1页）

[<读者文选>1984年6月号第9页]

二次大战前的帝国粒子物理学家（节选）

作者:潘泽康

编者按:本文摘自<大众科学>杂志1984年1月号中（帝国历一三六六年）潘泽康教授所写的<化剑为犁:帝国核工业从核武到核能的发展>一文。

科学发现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推动科学发展的，归根究底是人类的好奇心。

西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亦即帝国历一二六零年代至一三三零年代）是粒子物理学的黄金时期，从电子被发现到各种放射性元素及同位素的发现再到核裂变最后到核聚变，人类对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粒子的认识以及控制这些粒子的方法有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

其实回头去看，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电子是原子中最容易剥离的组成部分，也是粒子物理学家们最早研究的对象。

20世纪一切利用电磁波的发明和技术都跟我们对电子的认识有关。

接下来，粒子物理学家们就很自然发现电子的质量在原子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原子核才是重头戏所在。

然后，粒子物理学家们就像一群顽童一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拆开原子核，试图去了解原子核的构造及其特性。

在这个过程中，终于发现了某些放射性元素在被中子撞击后可以迅速裂变成其他元素、而且释放两个或以上的中子，而这将使连锁反应变成一种可能。

这，就是核武器及核能的理论基础。

当时，帝国和欧洲、美国的粒子物理学家们你追我赶，高峰时期几乎每个月都有粒子物理学上的重要发现。

但是，帝国的科学家与欧美科学家之间，除了竞争还有合作。

即使在一次大战之后，很多帝国顶尖的科学家仍然会到欧美国家的学府进行学术交流，反之亦然。

“科学无国界”

这句话是当时最为流行的。

可以说，帝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提倡的“世界大同”

理念在科学界早在数十年前已经实现。

在笔者看来，这种有竞争也有合作交流的氛围才是当时科学高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与现在一样，那时帝国的物理学顶尖学府是广州理工、京城理工与江南理工三足鼎立。

帝国科学院一年一度的物理学金奖从设立至今，有过半颁给了属于这三所学府之一的学者或团队。

笔者初入大学的那一年是帝国历一三一八年，西元1936年。

那时，帝国物理学界有南李、北饶、东胡、西颜之说，说的是四位在帝国历一三零零年前后（西元1910至1920年间）已经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广州理工的物理系主任、全球首先准确测定电子电荷值的李耀邦教授，京城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在气体导电研究和光谱学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饶毓泰教授；江南大学的物理系主任、测定了Ｘ射线频率和光电子速度的关系的胡刚复教授；和西南大学的物理系主任、提出了气体离子迁移公式的颜任光教授。

这四位科学家不但自己有着极高的学术成就，而且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科学的无比热情及宽阔的胸怀使帝国整整一代青年对科学产生了兴趣，而这些青年中的佼佼者则投入科学界、成为帝国物理学及相关的科学、技术在其后几十年中的中流砥柱。

如笔者在开篇时所说的，南李、北饶、东胡、西颜四位科学家对电子的研究为之后的粒子科学家们对核子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帝国历一三一零年代（约西元1930年代），帝国出现的顶尖核子物理学家包括了笔者的三位恩师：广州理工的吴大猷教授、王淦昌教授和严济慈教授；京城大学的吴有训教授和钱三强副教授；以及江南大学的叶企孙终身教授和汪德昭教授。

这些帝国核子科学界先驱的事迹，笔者将在下文中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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