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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

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

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

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

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

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

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

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

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50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

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

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

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消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

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

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

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

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

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

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

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

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

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

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

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

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

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

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